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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 小提琴事業在上海走過瞭怎樣的路
而在1985年，作為上海四重奏小組參賽帶隊教練的我，剛教會李偉綱、李宏剛、王征、馬新華四位成員全部參賽曲目，他們就馬上出發去參賽瞭。比賽時，有評委問李偉綱為何選擇貝多芬《第135號弦樂四重奏》，他就回答說因為這部作品時間最短。事實上，這也是他們學會的第一首貝多芬四重奏。那時，國內的音樂教育資源依然比較匱乏，有些老一輩音樂傢連五線譜都是自己手繪的。上世紀80年代我前往美國交流之前，就從未在國內見過海菲茲的演奏錄像，於是我從美國拿到瞭這些影音資料，並把它們帶回瞭上海。而現在的學生，從學琴條件到能獲得的機會，都比以前要好太多瞭。
記者：上世紀60年代，您作為上海女子四重奏的成員曾經登上國際領獎臺。1985年，您帶隊指導的上海四重奏小組，在第三屆英國樸茨茅斯國際四重奏比賽中奪得第二名。作為這兩次國際比賽的親歷者和見證者，您有哪些難忘的回憶？
記者：新中國成立以後，有哪些頗具知名度的小提琴比賽？在您心中，艾薩克·斯特恩小提琴比賽是個怎樣的比賽？
上海艾薩克·斯特恩國際小提琴比賽在成功舉辦首屆的基礎上，今年又舉辦瞭第二屆。這項比賽評委之權威、對選手要求之全面、對評委打分要求之公開等，無一不創造瞭一個盡量公平的比賽環境。我聽瞭好幾場斯特恩小提琴比賽的現場，對選手水平之高印象極為深刻，尤其高興的是看到中國選手的成長。中國選手一度“隻有技術，音樂卻差”“隻見音符，不懂音樂文化背景”的情況已大有改觀。我相信中國小提琴事業會在新生代的努力下蒸蒸日上。
自改革開放以來，上海的小提琴事業一直蓬勃發展。從潘寅林、徐惟聆、上海四重奏、王冰等，再到如今的黃蒙拉、王之炅等一批音樂界的中堅力量，他們都是上海培養的小提琴傢。這座城市的小提琴文脈延續至今，成為上海文化品牌極具代表性的一張名片。
中國第一部小提琴協奏曲《梁祝》、首個全國性的小提琴比賽均誕生在上海。而從上海走向全球的小提琴傢更是不勝枚舉。1960年，由當時上海音樂學院三年級學生俞麗拿、丁芷諾、吳菲菲和青年教師林應榮組成的上海女子四重奏，參加德國舒曼弦樂四重奏國際比賽獲得第四名，這是來自中國的重奏組合首次登上國際領獎臺。
2016年，首屆上海艾薩克·斯特恩國際小提琴比賽應運而生。眼下，第二屆上海艾薩克·斯特恩國際小提琴比賽正在火熱進行中,上海音樂學院管弦系教授、著名作曲傢丁善德之女丁芷諾教授對此感慨萬千。記者近日就改革開放40年來小提琴事業在上海的發展與成就，與這位親歷者和見證者進行瞭一次深入的訪談。
原標題：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，小提琴事業在上海走過瞭怎樣的路
丁芷諾：1960年，我們接到上海音樂學院的通知，同年七月在德國柏林有舒曼國際弦樂四重奏比賽，管弦系教研組便組成瞭一組“男隊”和一組“女隊”。我和俞麗拿等四個女生成立瞭上海女子四重奏，但學校裡的蘇聯專傢卻不願教“女隊”，說我們太年輕。“男隊”上課的第一天，我們準備去旁聽。由於專傢遲到，男生們就吃飯去瞭，我們便用他們的琴演奏起來。蘇聯教師一看，怎麼男的變成女的瞭？聽瞭一會兒發現水平還可以，才答應給我們上課。當時，學校的圖書館裡隻有一本舒曼的樂譜，男生們把譜子借走瞭，而我騎著自行車跑到老師的傢裡，才借到另一份舒曼的樂譜。那時，我們廢寢忘食地拉琴，比如吃完午飯以後，隻休息10分鐘就接著開練瞭。蘇聯專傢說，像這樣高強度練習會過勞的。但當時我們很年輕，渾身充滿瞭熱情，根本感覺不到疲憊。後來參加舒曼弦樂四重奏國際比賽時，我們是背譜演奏的，因為所有音符都內化在瞭心裡。這一年，“女隊”在全國比賽中被選上瞭，當時室內樂在中國還非常不普及。就連在國外，也很少有四個年輕女孩組成的重奏組出現。所以，當比賽完畢後，現場響起瞭經久不息的掌聲。從此，上海女子重奏組就保持下來瞭。我們也立下大志，一定要為室內樂在中國的發展作出貢獻。
記者：上世紀80年代初期，您曾作為中國小提琴教師代表團成員，到美國交流學習。中國小提琴教育事業在和國際同行的不斷互動中，得到瞭怎樣的發展？
丁芷諾：1982年，中央音樂學院的黃曉芝、上海音樂學院的俞麗拿和我組成的小提琴教師代表團訪問美國，我們在三個月內走訪瞭15個城市、近20所音樂學院和大學音樂系。我作瞭《中國小提琴民族風格》的講演，俞、黃兩位老師分別演奏瞭小提琴協奏台中月子中心評價曲 《梁祝》及不同時期的中國作品。代表團訪問結束後，作為訪問學者的我用一年的時間，先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、曼哈頓音樂學院、茱莉亞音樂學院聽課，還兩度參加瞭阿斯本弦樂夏令營，開闊瞭眼界，收獲不小。其中，最吸引我的是遍及美國各地的音樂夏令營。夏令營就像一個大花園，孩子們在良好的音樂環境裡參加演奏，向老師和同伴學習。於是，我和同事就把這種有助於音樂人才成長的夏令營搬到瞭中國。1991年，我們在廈門鼓浪嶼和澳大利亞專傢一起舉辦瞭首屆弦樂夏令營，如今已舉辦到第21屆瞭。可以說，夏令營大大激發瞭孩子們演奏音樂的熱情，哪怕平時不太願意練琴的琴童，也變得熱愛音樂、積極練琴瞭。
周末音樂學校是另一個讓我獲益匪淺的概念。我發現美國的大學普遍沒有設立附中、附小，而是采用周末上課的方式來培養有音樂才能的青少年。這樣，他們文化課基礎紮實的優勢，日後在成為台中月子中心評價職業音樂傢時得以顯現。改革開放後，我國學小提琴的孩子數量大增，但在上世紀90年代，上音附小每年全國隻招五名小提琴學生。為瞭讓更多孩子能獲得良好的音樂學習環境，我們在1994年參照美國周末音樂學校的模式，辦起瞭丁善德音樂學校（最初是“申大少年班”）。20多年台中產後月子中心價格來的實踐證明，這也是培養人才的一種好模式。
丁芷諾：比賽無疑是發現小提琴演奏人才最好的舞臺之一。1963年上海之春的小提琴比賽可視為中國最早的專業比賽。上世紀80年代及以後，文化部陸續主辦瞭多屆全國小提琴比賽，在每屆比賽中湧現瞭許多優秀人才。現在世界各國的交響樂團裡，都能見到中國的演奏者。但後來隨著中國經濟發展，國內的比賽越辦越多。有時，一件好事如果不小心走瞭彎路，後果就不好瞭。我覺得“比賽”在某個階段確實變瞭味，出現為“某人”或為“某團體”拉票、爭名次的現象，甚至傳出“比賽獲獎者已經內定”的消息。一些國際比賽亦是如此。比如在某個鋼琴比賽中，一位日本老板出資，結果他的大兒子得瞭青年組第一名，小兒子得瞭少年組第一名。這樣的比賽，還有誰會去參加呢？
圖片說明：1960年，由當時上海音樂學院三年級學生俞麗拿、丁芷諾 （左一）、吳菲菲和青年教師林應榮組成的上海女子四重奏，參加德國舒曼弦樂四重奏國際比賽獲得第四名，這是來自中國的重奏組合首次登上國際領獎臺。（丁芷諾供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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